上述的两个国际公约，除了来源式的陈述之外，还同时宣告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和平等的基础。

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陈国庆在全国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进会上还明确要求，各级检察机关要切实承担起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主导责任，加大制度的使用力度。（10）审判程序和人民法院的职责。

二次世界大战后，先期工业化国家都遇到了犯罪高涨的问题。因此，《指导意见》的颁行，意义非常重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第二次大修，以及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充分地反映了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发展与变化： （1）辩护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时间不断提前，从1979年的审判阶段到1996年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时起，再到2012年的第一次讯问或采用强制措施之时起。四是一般要提出确定刑建议。按照刑事诉讼的历史发展，刑事诉讼经历了弹劾式、纠问式到现代的当事人主义（对抗制）、职权主义（调查审问式）和混合式诉讼模式。

为了解决司法资源有限性与司法需求不断增加之间的矛盾，科学配置资源，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成本，实现诉讼经济，世界上不少国家都不同程度借鉴了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通过简化法院审理程序、缩减审判权裁量空间的方式，对被追诉人认罪案件或者控辩协商案件作快速处理。二是辩方、刑辩律师必须参与。虽然在突发事件初期政府工作出现一些失误,但只要政府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把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充分利用公共领域利益一致、目标一致的有利条件,就会取得抗击非典的胜利,并极大地推动法治的发展。

在应对突发事件的过程中,政府起着核心和领导作用;应对突发事件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也依靠政府部门和官员的效率和责任。17世纪初,当英国大法官柯克在对詹姆士一世说国王也无权改变法律时;19世纪初,当马歇尔大法官在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中宣称法院有权审查政府行为的合宪性的时侯,不论他们认识与否,无疑是在创造宪政上的先例。例如,英国的《紧急状态法案》规定了影响全社会或部分地区正常生活的情况,如果这些情况出现或很可能出现,政府就有权宣布紧急状态,但是要立即通知议会,且紧急状态不能超过一个月,如果超出,则必须作出另一个紧急状态令。3.突发事件对现行法律体系提出挑战,加快其发展和完善。

这种情况已经不是个别事例,而成为一种政府运作的习惯做法。讲述外国的先例固然有借鉴作用,但我们也必须发掘自身的先例,把上述在抗击非典中采取的种种新制度和措施提高到宪政的高度去认识,而非作为个别事例或权宜之计来看待,更不能事过境迁,落入往日的旧习陈规。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以宪法为基础的基本法律框架,没有1989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传染病防治法》(下称《传染病防治法》)等相应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及《全国救灾防病预案》等一系列行政法规和规章组成的防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法律体系,我们就不会如此高效有序地抗击非典的袭击。最近制定的《应急条例》就起到了协调政府各个部门,健全应急机制的作用,建立了应对突发事件的统一指挥系统、报告和信息发布体系、预防控制和应急救治体系、应急物资储备和调配体系、对于感染源的控制制度。法治的生存和发展不可能脱离社会本身。此外,在疫情的公布问题上,集权体制下形成的内外有别的陈旧观念无视法律要求的及时地如实通报和公布本行政区域的疫情的义务,淡化非典疫情造成的严峻形势,任意缩小发病数字。

突发事件的性质和可能带来的紧迫后果要求政府部门在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时,必须要考虑形势的急迫性和应对措施的及时性。首先,突发事件对于法律体系的协调和完善工作不可能在突发事件发生期间完全解决。因为,(1)应急状态需要政府承担起法律赋予的应急职责,发挥领导和指挥核心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运用政府的权威采取非常的应急手段(紧急处置权)应对突发事件,从而必然扩大政府的权力。《传染病防治法》明确规定任何人特别是医疗保健人员、卫生防疫人员、各级卫生防疫机构、卫生行政部门和各级政府都有义务及时、如实报告当地政府和上级卫生行政部门。

此次抗击非典的过程中,除国务院和卫生部外,各个部委都配合这一工作重点在各自管辖领域内发布了90多件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于协调和完善法律体系起到了积极作用。为人民服务和对人民负责也历来是党和国家的政治信条。

同时应对突发事件需要统一的领导和指挥,也能够打破平时条块分割的局面,有利于法律体系内部的协调和整合,从而促进法律体系的完善和健全。但是,在非典疫情发生初期,一些卫生行政部门甚至地方政府对于非典疫情的报告掺有不少水份,不能如实反映疫情。

(3)只有法治这种制度化的设计才能明确政府在紧急状态下的职能和责任,界定各种社会组织和个人的权利和义务;才能提供沉着应对各种危机的应急机制、程序和规范;才能保证社会的有序运行和发展。《应急条例》法律责任一章共有8条,其中有7条都是针对政府部门和官员未能履行法定职责的责任规定。如前所述,突发事件能够暴露出平时被遮蔽的法律上的漏洞和弊端,因而完善和健全相应法律的必要性也更为紧迫。比如《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县以上地方政府报经上一级地方政府批准,可以宣布疫区。与社会内部动乱引发的紧急状态不同,外敌入侵、自然灾害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引起的紧急状态往往为政府和民众树立一个共同敌人,促使多元、分散的利益趋同,激发出共同的奋斗目标。在抗击非典斗争的初期,由于瞒报情况较为突出,群众虽然不满,却又无可奈何。

6.恰当行使自由裁量权原则。其衡量标准是,强制性措施是控制突发事件带来的危害所必须的,它带来的对于公民权利进行限制的后果和损失不能大于突发事件所造成的后果和损失。

此次非典引发的突发事件正是如此,它突出暴露出我国在处置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方面机制不健全,迫切需要……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从而使政府部门深深感到法律在一些方面的空缺和模糊,造成了所采取的应急措施的法律根据和程序的模糊,也造成无法对抗拒或逃避强制措施的行为进行有效的遏制;同时公民也深深感到在法律上无法制约某些政府部门和官员瞒报、谎报疫情的现象,不清楚法律上规定的强制措施有哪些。法国宪法规定:国务会议可以宣布紧急状态,但是只有议会有权把紧急状态延长到12天以上。

但是有了宪法并不一定就当然有了宪政。在隔离对象的问题上,《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对于甲类传染病病人和病原携带者,乙类传染病中的艾滋病病人、炭疽中的肺炭疽病人,予以隔离治疗,对于疑似甲类传染病病人,在明确诊断前,在指定场所进行医学观察,对于密切接触的人员,实施必要的卫生处理和预防措施,而《应急条例》规定应急处理指挥部必要时,对人员进行疏散或者隔离。

如果决策正确,但采用正常状态下的程序,疑而不决,贻误战机,显然也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客观形势的要求。这一原则与外国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类似。这些突发事件的类型和性质都不完全相同,有不同的法律进行调整。尽管有这些难于避免的问题,危机时期的立法则不能被否定。

人事部和监察部也加大了监督政府部门和官员的力度,对在防治非典工作中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推诿扯皮,不服从指挥而贻误工作的,给予降级直至开除处分。法治虽然不能直接作为对抗和消灭病毒的物质武器,但它能够为抗击非典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

如果政府没有重大失误,很容易形成政府和公众同舟共济的局面。这一措施有效地遏制了只对上负责的现象,从制度上强化了依法行政、向法律负责、向人民负责的观念。

因此需要从宪政发展的高度来认识具体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以《应急条例》的制定为例,该条例无疑标志着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一步纳入法制化轨道,标志着我国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进一步完善,但它的法律位阶低于法律,在它上面还有《传染病防治法》。

它要求政府部门所采取的限制公民权利的强制性措施一定要有一个合理的度的界限,同时这些措施在合理的度的范围内是必要的。国外不少国家在宪法中对紧急状态(stateofemergency或publicemergency)和紧急处置权(或紧急权)(emergencypowers)进行了严格的规定。而《应急条例》规定:突发事件发生后,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在组织评估后提出是否启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建议,由国务院或相应的地方政府决定。但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时期,对于感染者和与感染者有密切接触人员的确认则可以带来法律上的强制后果,该条例规定拒绝配合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协助强制执行。

我国此次抗击非典的实践也表明:能否把抗击非典的工作纳入法治的轨道是其是否能够成功的关键之一。因此不能仅仅满足于这些权力具有法律根据,而且还应当在行使这些权力的时侯尤其注意遵守特定的法律原则。

因此,在应急状态下对于政府的决策和适用法律的力度都有特殊的要求。这种非常时期的做法符合社会和全体人民的利益,但是也会带来一些负面效果,例如,公权力的扩大超过合理范围、一些政府部门和官员借机滥用职权、紧急权适用期间过长等现象。

在这样一个短短的时间内制定如此多的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这也是一个新的气象和做法,形成一个良好的依法行政的范例。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有些情况下只能从历时性的角度得以实现。